一个有方向且终生相守的诗人——阅读王绶青

作者:王幅明

读过 王绶青先生部分代表性的作品,聆听过他的诗歌朗诵会,有一个突出的感受:他是一个从开始写作就有明确方向的诗人,且终生相守,不改初衷。这或许是破解他成功的一把钥匙。

古人说“取法乎上”。 王绶青取法古典和民歌,几十年不变,成为民族诗歌传统的坚定继承者和弘扬者。显然,古典和民歌并非唯一的取法对象,除此,还有五四以来的新文学,外国文学,等等。存在着多种选择。何谓“上”?毫无疑问是指各种经典。他选择古典和民歌,是因为与他与生俱来的美学倾向产生了契合。所以,他的处女作《汗衫》的起点很高,1955年在《河南文艺》发表后,又被选人1956年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河南青年文学创作选集《晨歌》。是处女作,又是成名作。今天读来,仍然不过时。因为它表现了一个永恒的主题——爱,且用朴素蕴藉含蓄的手法写出。实践证明,他选挥了正确的方向,一条适合他本人又能给人以启示的阳关大道。

中国古典诗歌有两个源头:一个是《诗经》,属于功用诗学,或广义的现实主义,由于是孔子删定,一直被列入儒家经典,三千年来一直占据着主流诗坛。另一个是楚辞,屈原的《离骚》,属于表现诗学,或广义的浪漫主义,哲学基础来自道家。一个重客观,另一个重主观。这两个源流,几乎是中国诗歌的全部。民歌是两个源头共有的。《诗经》和楚辞,都有明显的民歌风,《诗经》中的“国风”,不少即民歌体。现当代产生的一些被称为现代主义的流派,某种意义上,都是这两个源头的延伸。有学者认为,王绶青的诗歌属于现实主义。沒错。但我认为,这只是王绶青诗歌的特色之一,而不是全部。他同时继承了中国古典诗歌的两个传统。他的不少山水诗和纪游诗,情景交融,情理交融,具有浓郁的浪漫主义色彩。他的作品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统一,人品与诗品的统一。

王绶青对杜甫诗风的自觉继承,尤显可贵。王绶青写过两首关于杜甫的诗《杜甫诞生窑》和《笔架山》,表达了对杜甫的崇敬。在《笔架山》中他写道:“诗与人民同歌哭/诗与泥土共呼吸/诗与江山同荣辱/诗与童心共生死……心要像纸一样净/身要像笔一样直/天下‘人’字最难写/写好‘人’字才是诗!”他从杜甫身上悟出了诗家三昧。他的诗同样也是与人民同歌哭的。上世纪七十年代,他写下林县人民艰苦创业修建红旗渠的长诗《斗天图》,产生过广泛影响。此诗写进了《中华文学通史》第八卷,成为那个时代诗歌的代表作之一。九十年代初又写了《重访红旗渠》,获过大奖,并收入多种重要选本。王绶青是具有人民意识的诗人。他写红旗渠,是为一个时代的民魂国魂作传。他深入林县采访,与杨贵同志和红旗渠的建设者们结下了深厚的惰谊。他不仅写红旗渠,小浪底,还写焦裕绿、申纪兰等时代楷模。晚年又致力生态诗、环保诗的创作,如长诗《地球咏叹调》等,充满了因环境恶化、生态失衡危害民族生存的忧患。卫辉市曾授予他“人民的诗人”的贺匾。这是一个崇高的称号。我们有成千上万的诗人,有几人佩称这个称号?读者在他诗歌里可以感受到一个大写的人。在日常生活中,他同样是一个大写的人,具有包容心和正义感,深受同代人好评,晚辈人爱戴。

王绶青对诗歌无比热爱,六十年间从未中断创作,坚守方向,孜孜以求。他坚持以生命写诗,以真情写诗,字里行间散发着强烈的人格力量。他是民族化、大众化诗风的不懈探索者。在相当多的诗人受时风影响,不再讲究诗的押韵和音乐性时,他始终坚持押韵。他尝试叙事诗、抒情诗、自由体、民歌体、新古体诗等多种形式的创作,硕果累累。艺术的美具有各种形态,各种形态本身并无高下之分。押韵与不押韵,都是诗人的选项,无可厚非。但节奏感对于是诗歌,不可或缺。在中国古典文学中,诗歌属于韵文的一种,曾是诗与歌的统一体,《诗经》、汉乐府、宋词,都是可以演唱的歌词,音韵优美,朗朗上口。押韵的诗便于记忆和朗诵,有利于传播。王绶青的对音乐性的坚守,对炼意炼字的坚守,形成了他有别于他人的清新厚重的独特诗风。

近些年,受某些错误思潮的影响,文化领域里出现了民族虚无主义和去中国化的问题。一些人不但否定当代,连祖先也不放过。恶搞杜甫就是一例。杜甫是世界文化名人,受到世界人民尊敬,但却被不少中国当代诗人遗忘,这是民族的悲哀。一些人忘记为谁写诗,诗的内容缺少时代内容和民族情怀。乐于写小情趣,甚至把写诗当作游戏。最终导致大量平庸作品甚至垃圾作品的出现。智者王绶青的诗歌之路,给了我们诸多有益的启示。